注意本文採用的是由 John Forrester 翻譯並由 Jacques-Alain Miller 編輯的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Freud’s Papers on Technique (Seminar I) (1991) 版英文翻譯。
正如本研討班的標題,拉康在序言中簡要地解釋了弗洛伊德的理論以及其面對的一些困境:
儘管處於被稱作『科學主義世紀』的十九世紀,弗洛伊德對於心理的研究回到了本源,並且被當時的潮流所不待見的原初的部分——『對意義的研究/對夢的研究』。
與其他科學主義的前輩不同的是,弗洛伊德並沒有止步於滿足以『力』的概念去解釋意識,而是將自己的處境也一併置於研究裡,讓自己的遇到的偶然性(愛、神經症、女人、父親與死亡等)也成為了學說的一部分。拉康認為這種主體性的參與使得精神分析與科學被區分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學說,使得精神分析成為了一種對的原初的回歸。
在接下來對科學的解析中,拉康引入了語言學的概念。在分析中,我們以概念勾勒事物,而概念正是基於已經既定形成的詞匯上的——但是詞彙本身便是十分不可靠的(poor instruments)。正如這裡提到的拉瓦錫的例子,雖然拉瓦錫成功構建了一個更準確的概念『氧氣』,但是實際上其意義依舊是以之前錯誤的『燃素』構建出來的。而分析的難點正在於此,對於一個概念,我們不得不以生活中不可靠的詞語來解釋,不然概念的處理就無從下手。於是,分析與日常交流並無二處。弗洛伊德本人也在概念中掙扎,試圖在舊語言中構建出更準確的概念。
而正是因為他所處的『科學主義世紀』對與還原論(如上文所說,『力』的純粹框架)的推崇,使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被歷史處境拆解成了一元論的陳詞濫調,誤入歧途(goes astray)。所以需要回到弗洛伊德,即『重新引入意義的場域,而這個場域也重新整合自身(is to reintroduce the register of meaning, a register that must itself be reintegrated on its own level.)』。
而這一困難的一個例子就是:當我們在談論主體的時候,我們會不可避免地將自己牽扯進來(當主體正在言說的時候,主體也在言說自己),使得認知到『客觀的主體性』變得不可能。正是如此,弗洛伊德對主體的研究轉向了對自己的分析,因為研究主體性必然牽扯到自身,必須將自己納入考量,而這是研究他人所做不到的。弗洛伊德本人,正是在自己的一系列行為中發現了精神分析的結構。
弗洛伊德認為這一結構是遵循著一定規則的,但是這也導致他的著作中經常出現歧義。對於夢的與自我(ego)的本質,弗洛伊德經常出現幾個截然不同的回答。
隨後拉康對於一些概念做出了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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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我(super-ego)是語言組成的,但是沒有內在意義的律法。其作用是使得他人的語言與你的語言在某種程度上共通——如『你,向右轉』這一律令,在此我試圖理解你的處境,試圖在這一句話上找到共同的意義。在說出命令的時候,說話的主體總是假設說話的對象可以理解自己,並就此行動。所以『你』這一概念是先於意識出現的,因為在試圖溝通的瞬間之前,一個假定的他者『你』就已經出現了。『你』正代表著律令和愛,希望聽話者遵循指令、主體希望聽話者聽見(希望他者知曉自己的存在),就此得到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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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理想(ego-ideal / ideal du moi)與超我類似,也是自我(ego)用以滿足自身的一個防御機製,而常時這一機製也使得主體陷入抑鬱。
注意拉康在這裡並沒有細緻解釋為何導致滿足和抑鬱,但是會在之後的研討班涉及。
簡單來說,自我理想是一種主體的幻想,這種幻想滿足了主體對自身完整性的幻想,總是假定有一個更好的自己存在來維持慾望。而當這種幻想破滅的時候,主體經常落入抑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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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我(id)並不能被還原成純粹而且客觀的驅力。而分析的目的也絕對不是去量化一個主體有多少的侵凌性或性本能,而是給出一個『你就是此物』的答案。當然,正因上文所說的困難,這樣的準確錨定是不可能的。
最後拉康指出了分析的理想不應是訓練自制力、扼殺激情,而是保持分析的話語,在恰到好處的時候言說——如同禪宗的大師一樣,在沉默之中用指點使得弟子得到答案。
精神分析正是要在意義的流動場域中引入規則,達成理性。弗洛伊德的研究正是理性的再回歸。
WARNING本講的後續文本與1953年末的幾講遺失。